展開大搜捕行動 通緝民運分子 （五）

很多曾公開對抗議群眾表示理解和同情的黨內人士遭到了清洗，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一些高級官員遭到了軟禁。
中國政府實行的武力鎮壓也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譴責。
六四鎮壓后，中共領導層保持約一個星期沉默，期間各種傳聞散播，香港傳媒甚至傳出中國軍隊爆發內戰的消息，有部隊互相開火，中國政府並未澄清，全國各地仍有示威活動，抗議鎮壓。
通緝21骨幹學生
直至6月9日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並發表講話，以此說明鄧小平的黨政地位未受動搖，全國懲治單位在各地採取行動。
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輯全國民運人士。
大規模的清算行動由此開始，“高自聯”21名骨幹學生被通緝。同一時間，全國亦展搜捕行動。
被通緝的骨幹學生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張伯笠、王超華、王有才、李錄、張銘、熊煒、熊焱及張志清。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獲釋，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流亡美國。
民運人士：無怨無悔
“八九”民運人士經歷逃亡、牢獄，20年來散佈海內外各地。
“六四”后被捕，后來獲准保外就醫前往美國的王軍濤，被指是“六四”其中一位幕后黑手。
王軍濤對自己選擇的路無怨無悔，又說雖然內地新一代無法接觸“六四”資料，但有信心民主運動不會就此結束。
與“王軍濤”同期被捕、被稱為民運元老的陳子明，出獄后堅拒離開北京，他認為，國家已具備足夠條件，做符合人民期望的事。
而被通緝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就說，今日的中國，比起20年前寬鬆，是人民的功勞，他希望早日揭露“六四”真相，不用等下一個20年。
而當日為保清白、向當局自動投案的工人領袖韓東方，認為是非黑白早有定論，無道理由受害人提出要求平反。
逃亡與拯救
香港影藝界人士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籌募款項作為支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運動的經費。
大批參與“六四”的人士被通緝，大批學生逃亡，其中以香港發動的“黃雀行動”扮演重要角色。
當中國政府6月13日公佈通緝以“高自聯”為首的21名民運領袖后，香港人陳達鉦及羅海星等人展開營救。
“黃雀行動”從1989年6月中旬開始，至1989年10月，當行動的兩位成員在湛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的行動中被官方逮捕而終止。
這個行動成員由中方官員、香港商家、學者、記者、電影明星，到走私客、黑社會。
“黃雀行動”1991年6月首次曝光，2007年5月陳達鉦首次在紐約公開亮相，接受專訪。
陳達鉦在訪談中透露出黃雀行動的一些點滴，指出當年“六四”事件發生后，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來，營救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人士，從香港支聯會取得民運人士的資料后，或用走私快艇載運，或派人深入中國大陸營救，從華南到華中、華北，最遠的地方達到蘭州。 據報導，在“六四”事件后，先后有接近300名民運人士，透過“黃雀行動”逃到香港。當中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咨、蘇曉康等從深圳、珠海、海南經香港中轉至其他國家。

軍隊開進京城清場 鎮壓震驚世界 （四）

1989年6月初，留守天安門的示威學生，仍然數以萬計，隨著數以百萬計的海外捐款，及大批記者慰問代表，加強了學生堅持靜坐的決心。
戒嚴令頒佈后，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源源開入京城，但屢遭市民及學生攔截，保衛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超過100萬人聚集廣場，防止軍隊進入。
另一方面，戒嚴部隊也接到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的命令，據外電報導，6月3日凌晨1時過后，兩支戒嚴部隊至少分東西兩路進城，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途中被大批民眾阻攔。
戒嚴部隊將排除阻擋
另一支戒嚴部隊從北面進入北京市中心，到達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南河沿附近，被民眾阻攔。
還有一支部隊，由北京火車站以跑步方式，列隊走近天安門廣場。軍隊的動態預示武力清場即將進行。
到了下午4時，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措詞嚴厲的第3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晚上10時后，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此時軍人已受命要強制進入，從四面八方多路開入市區。
軍隊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撓，這時他們不再退讓了，而是用坦克、裝甲車開路。
在木樨地、離天安門3公里外的復興門等地，出現激烈鎗聲和群眾的喊叫聲，有學生和市民中彈倒下，其餘的人則四處逃散。一會人群又再度匯集，向軍人砸石頭、酒瓶、汽油瓶。
經過連番流血衝突之后，軍隊終於在凌晨開進天安門廣場。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
未公佈具體死傷人數
凌晨4時許，清場行動開始了。軍隊以催淚彈驅散集結在廣場中央絕食學生和聲援的群眾。
清場在5時半左右完成，靜坐學生有秩序的撤離；來不及撤走的學生被擠，秩序混亂，有學生被推倒。
但戒嚴部隊沒有放過任何驅趕學生的機會，不少學生被打流血。一些市民見狀憤怒地向軍隊擲石塊。
學生被迫撤退到天安門廣場的南面出口，學生原想繼續遊行，但戒嚴部隊不斷湧進，四周都有軍隊堵住，令學生完全沒有退路，有學生被鎗傷及死亡。
5日，軍隊仍嚴陣以待在天安門廣場駐守，北京市民和學生繼續架設路障，攔阻軍隊。
這一天，北京青年王維林隻身攔截一隊坦克車，更一度攀上領前的坦克車。這畫面后來流傳出去后震撼世人。
這次鎮壓造成的具體死傷人數到現在還沒有被公開。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傷。
不過，中國紅十字會和一些學生組織報告稱有2000到3000人死亡。
封鎖中外媒體報導
1989年6月4日，不滿軍隊進行武力清場的學生，縱火焚燒坦克車。（法新社）
在整個運動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記者蜂擁至天安門廣場進行採訪。
由於當時網際網路根本不普遍，所以新聞報導必須依靠衛星和電話。但隨著事件的發展，中國政府命令所有在北京的旅館停止他們的衛星播放，並命令外國媒體關閉他們的衛星傳播系統。
不過，在6月3日至4日，中國許多媒體均以不同方法表達對鎮壓的不滿。
各地華人痛悼聲討
軍隊清場行動激發全球華人群起聲討，各地集會、遊行不絕。
6月4日，港澳兩地分別舉行“黑色聲討大會、黑色大靜坐”，痛悼死難同胞。當日香港跑馬地馬場有20萬人集會，場面悲壯。
一些報章為哀悼北京的死難者，原來紅色的報頭，也改為套印黑色。
香港市民也于7日舉行向死難者追思的哀悼日，部分學校罷課，商店及工廠罷市、罷工，市民紛紛前往中區無名英雄紀念碑及《新華社》前的臨時靈堂獻花，吊唁致祭。 世界其它地區的華人、留學生也以最沉痛的心情哀悼愛國的死難者，並示威遊行到中國使館。

與政府對話陷僵 絕食行動推高學潮 （三）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的會議上發表五四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月4日，學生藉著“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日，發動大遊行主題為“慶祝五‧四，為民請命”，10多萬學生遊行至天安門，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加入聲援，要求“新聞要講真話”，全國各地響應。
高自聯宣布次日複課，但繼續要求對話。這是對趙紫陽紀念“五四”講話的回應。
此后一周，學生與政府陷入僵持，雖然不斷有要求對話和穩定的呼聲，卻沒有實質性進展，終迫使學潮升級。5月13日，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行動，將學潮推上高峰。
百萬人聲援
當日，北京市高校千多名絕食學生抵達天安門，由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等人帶頭，走進天安門正中央后，絕食同學紛紛坐下，萬多名聲援學生手拉手圍圈保護絕食同學及維持秩序。
經過連續三日兩夜的寒暑煎熬，絕食學生仍得不到政府合理的答覆，他們堅持繼續絕食下去，誓不罷休。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人數迅速增加至3000人。
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面在電視播出后，多間醫院以至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
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后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嚮應，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
北京各界舉行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參加人數超過百萬。上海、南京、天津、武漢等城市，均有較大規模的遊行。香港百萬民眾也上街遊行，表達聲援之意。

趙紫陽下台
趙紫陽5月15日與來訪的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見時透露中共仍由鄧小平掌舵后，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外界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
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
有說法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翌日清晨，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于5月18日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后，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
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會晤50分鐘，雙方態度強硬，不歡而散。
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趙紫陽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進食、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后算賬。
趙紫陽講話后向在學生鞠躬，學生們十分感動，報以熱烈掌聲，一些學生哭了。這亦是趙紫陽下台前最后一次公開露面。
李鵬頒佈戒嚴令
學生展開絕食行動，把學運推向高潮。
趙紫陽夜會學生約5個小時后，李鵬20日上午在電視上頒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使形勢急劇變化。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不過，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緊急到各入城路口阻止軍隊進城，軍隊被迫撤退。
而另一方面，學生們的訴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絕不會就此退讓。戒嚴期間，廣場上仍有逾10萬民眾聚集。
此時市郊開始發生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嚴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撤離市區回到郊區駐地。
面對這情景，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后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
此時政府與示威者展開最后的拉鋸。在戒嚴日益緊迫，局勢逐漸危急的時候，柴玲等人仍要求堅持滯留廣場。這一不理智舉動，客觀上導致了許多學生在隨后的清場中遇害。

王丹接受專訪 對當年扮演角色感自豪 （二）

1989年民運領袖之一王丹，儘管入獄多年和流亡國外，但他每想起當時所扮演的角色仍感到自豪。
他在台灣接受《法新社》專訪時說，20年過去了，但他對自己在那動盪的年代，從一名大學生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毫不后悔。
他與其他學生領袖柴玲和吾爾開希一起，在天安門廣場領導長達6星期的示威，他說，當時他們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最終導致他被捕和入獄7年。
在國際的聲援下，他于1998年流亡美國。1998年7月進入哈佛大學就讀，2008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博士學位。
他說，當前的國際形勢已發生變化，經濟上的發展也轉移了人民的視線，因此當前所面對的困難要比1989年更加艱巨。
他說，他已經40歲了，年輕人才是中國的希望，中國的未來要靠他們。如果他們連過去發生甚么事都不知道，他為他們感得可惜。
圖推動政治改革犯大忌
胡耀邦生于1915年，是湖南瀏陽人，15歲參軍。
早年他曾在鄧小平率領的“二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受鄧小平領導；長期領導共青團，出任共青團第一書記。
文革后，他隨著鄧小平復出，和當時一批知識分子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央組織部長任內，平反了大批老幹部。
1978年12月在鄧小平三度復出后，胡耀邦擔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宣部部長。1980年當選總書記，進一步平反文革時期冤案，大力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和當時的總理趙紫陽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左右手。
他認同人類社會進步必須走民主、科學、法制之道，同時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
胡耀邦試圖推動中國政治改革贏得了底層民眾的支持，但他的開明與親民特質不見容于當時的黨內元老，后來甚至得罪鄧小平，犯了大忌。
不曾公開紀念胡氏
面對1986年底至1987年初學潮所持的寬容態度，讓他在學生中贏盡口碑與人心。但也讓他被扣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帽子，被迫交出總書記職務，引起改革派民眾的不平。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參加政治局會議時心臟病，4月15日病逝北京醫院。隨即翌日北京大學生發起自發性的悼胡活動，他的逝世成為后來演變成“六四”事件全國性學潮的直接導火線。
胡耀邦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還存在爭議的人物。自胡耀邦逝世后，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公開紀念他的冥壽或忌日，國營傳媒很少提及他的名字，但仍有不少人懷念他在中共總書記任內創造的政治開明氣氛。
打倒貪污．爭取民主數十萬學生集聚天安門
數十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肯定學生的愛國運動，並提出要求政府推行民主改革的訴求。（法新社）
北京高校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從4月17日開始出現升溫趨勢。悼胡活動從學校較有規模地擴展到北京天安門廣場。
約數千名北京大學生為悼念胡耀邦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沿途高呼：“打倒貪污”、“打倒官僚”等口號。
全國各大城市對胡耀邦悼念活動的規模也日益擴大。
18日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提交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
衝擊新華門
學生除了要求政府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亦提出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
期間學生繼續靜坐，聲援人數不斷增加，到晚上，廣場已聚集約2萬名學生。
19日，學生衝擊新華門，要求進中南海獻花圈被拒，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防線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擾釀持續至20日淩晨，最終以北京市政府動用巴士把學生送回學校告終。
爆發罷課潮
北京工人打出支持學生的旗幟，乘坐卡車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后用意是打倒共產黨。
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總結歷次學潮失敗在于沒有統導。學生們決定自組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名學生領導。
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爭，以罷課爭取民主。
北大學生21日開始罷課，抗議在新華門被武警打傷，各校聯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當晚廣場學生劇增至20萬人。
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未獲接受。
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大多被阻攔。當晚，數萬北京學生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回應屢遭拒激憤慨
22日，官方舉行胡耀邦追悼會，約10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成立“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名會” （簡稱高自聯），統一指揮學生的請願行動。
學運訴求基本維持在悼念胡耀邦、反腐、民主、自由及要求對話層面，遊行秩序穩定。
但在中共高層授意下，25日晚和2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分別播發或刊出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即“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為動亂，並形容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四二六”社論像一顆重磅炸彈炸響在高校上空，學生的反應達到了10天來的最高點。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
“四二六”社論不僅使學運的範圍擴大，更激起社會各階層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持。
上海、天津、長春、西安、武漢、南京、杭州、合肥、長沙、成都、重慶等地再次掀起規模巨大的學生遊行示威活動。

中共開明派胡耀邦逝世 學生悼念演變成示威 （一）

六四事件始于對1989年4月15日猝逝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學生透過悼念表達對社會各種弊端的不滿，並隨著民眾反腐敗，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呼聲高漲，抗議示威演變成一場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運動。中國政府最終動用軍隊鎮壓，造成大量傷亡。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
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于冷戰的最后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
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
1986年，是中國政壇上民主氣氛最為濃烈的一年，也是因此而大傷元氣的一年。
由于中共所推進的經濟改革受到現行政治、經濟制度相掣肘，使得經濟改革自農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層次的城市改革后便開始出現混亂：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官員腐化，“官倒”猖獗。
出現兩種呼聲
由于經濟改革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頸制約，中共最高層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呼聲。
一種聲音先強后弱，它以胡耀邦、趙紫陽、陸定一、習仲勛、萬里為代表，比較多地肯定了政治改革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種聲音先弱后強，它以陳雲、李先念、彭真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他們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現象到處泛濫”、“這個黨不抓不行了”。
當時的學生滿懷報國理想，但親眼所見，親身經歷諸多腐敗現象，加之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開始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后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央當時採取勸諭方式，阻止學生繼續遊行。
但彭真、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等中共元老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份子煽動。
奉行寬鬆政策
胡耀邦由于奉行寬鬆政策，對學生與知識分子所持的理解與寬容態度，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延續，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中共總書記，副總理李鵬提升為國務院總理。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13屆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期間，胡突然心臟病發，隨即送醫。至4月15日，胡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于早上7時53分逝世。
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時，北京各大高校學生隨即發起悼念活動。但很快學生的悼念活動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
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及群眾湧進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和當年的保守勢力形成對立。民眾把對社會不滿的矛頭指向鄧小平與李鵬等人，為持續了7個星期的“六四”事件揭開了序幕。